在中国的军机研制领域，有这样一家单位一直为人津津乐道。它很年轻鑫配资，却设计研制出了歼10、歼20等明星机型；它偏居西南，却是撑起祖国蓝天的“擎天玉柱”；它就是被人们称为611所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（以下简称成都所）。
人们不禁深思：“这闪耀于东方天空的成就，是如何做到的呢？”
这一切，或许要从55年前那个春天说起。
缘起：自立自强来时路，从“躬耕”与“结庐”开始
1970年5月，时值仲春，地处北国的沈阳已是一片新生命萌动的景象，在一个无人注意的站台上，一辆载着300多人的神秘专列悄然出发，铿锵的车轮声难掩乘客们的万丈豪情，从东北一路南下，直奔成都。
这辆神秘专列的乘客们，正是为了推进歼9飞机研制工作而南下的“歼9大队”。
到达成都后，“歼9大队”入驻原空军028航校旧址——这便是成都所的前身。武侯祠旁，一朵“自立自强”之花落地生根。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自力更生的精神是当时成都所全体人员的“宝贵财富”。据亲身经历过建所初期那段艰苦岁月的老同志谢品回忆，当时为了改善生活，“大家种过水稻、油菜、红薯……我们的豆腐和馒头都做得很好，还去过北大荒的空军农场劳动，给大家‘挣’粮食。房子也不够住，大家还在老师傅的指导下自己盖房子”。
与诸葛武侯做邻居，“躬耕”与“结庐”也成了成都所的起点。
除了吃与住，当时的成都所还很缺乏工作设备。谢品回忆，当时他还曾带着设计人员和工人跑到成都滑翔机厂去求助，共同制造风洞模型。
但艰苦的条件不会击败强者，只会令其更有斗志。就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当时的成都所全体人员边建设、边生产、边科研，积极地开展歼9的科研工作。
受当时种种实际因素影响，歼9项目最终没能飞上蓝天。但是，歼9飞机的研制还是为成都所、为我国航空工业留下了两大宝贵财富。
第一个财富是“鸭式布局”。
在歼9飞机技战术指标的变化过程中，面对当时的指标要求，成都所科研人员在反复讨论技术布局后，提出了“在无尾飞机机翼的前面加一个小翼，以改善飞机升力特性”的方案，这便是“鸭式布局”。这一布局，不但在我国没有先例，就是美苏等航空技术先进国家也没做过。谈及此事，谢品笑称：“当时国际上类似的设计只有瑞典的萨博-37，但它那个鸭翼是‘死’的，我们这个是独创。”
后来，尽管歼9研制被迫终止，“鸭式布局”却在歼10、歼20等型号上传承下去，并将其优势发扬光大。
第二个财富是“拦射武器系统”。
当时，美苏等航空技术先进国家已经开始向“超视距空战”转变，但在中国，与歼9同时代的歼8在设计时仍然使用机炮作为主攻武器，导弹只是超载武器。但成都所团队在研制歼9的过程中，则为其研发、配套了“拦射武器系统”，并以其为作战的主要武器系统。谢品表示：“作为后发国家，这是我们后来探索‘超视距空战’的重要一步”。
也是因为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鑫配资，宋文骢曾表示：“没有歼9作为基石，就不会有歼7Ⅲ和后来的歼10！”
塑造：从歼7Ⅲ到歼10，“危急存亡之秋”的敢于担当
1978年6月，当时的三机部决定要对歼7进行大改，确定由成都所与3个兄弟单位共同成立歼7飞机大改系统工程设计室，任命王南寿为第一总设计师，任务被正式命名为“歼7Ⅲ型飞机”。
然而不久后，就有人提出异议，要把“参照设计”的指导思想改为“全面测绘”，导致设计工作无法进行。1979年初，兄弟单位工作人员陆续撤回，12月，王南寿调往北京工作，歼7Ⅲ的研制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——而当时，整个中国战斗机的研制工作，也同样处在对国外同行“望尘莫及”的窘境中。
1981年10月，时任成都所副所长、总设计师的宋文骢被任命为歼7Ⅲ型号总设计师。“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……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……”，临危受命的宋文骢记得隔壁武侯祠墙上镌刻的诸葛亮《出师表》中有这样的句子。
宋文骢曾回忆过那段时间的心路历程：“你们看过《考克斯报告》吗？报告中说，你不要怕中国人，中国人还早呢！他们没有先进工艺、先进材料，没有大系统的综合能力——知耻而后勇，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追，只能干！再不追、再不干，人家也不会来同情你、施舍你，在前面等着你呀！”
何以追赶？唯有自强！
接受任务后，宋文骢团队在短短两三个月里，行程数千千米，调研走访了8支空军部队和34个相关单位，明确了空军所需的飞机战术技术要求。之后，宋文骢等人又赶赴北京，向领导汇报了歼7Ⅲ飞机总体方案，为歼7Ⅲ飞机的自行研制定下了基调。
宋文骢后来曾说：“在搞这个型号时，我就意识到，我们是在搞一代全新的飞机，要赶上别人大量装备的第二代飞机，这和过去有质的不同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就首先告诫自己，也告诫搞设计的同志们，全过程必须按自行设计进行。”
1984年4月26日14时，歼7Ⅲ在成都首飞成功。1988年歼7Ⅲ设计定型并交付部队使用，是成都所首架成功首飞并交付服役的战机。
然而，彼时的宋文骢和设计研制团队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，因为他们已经担上了另一副千钧重担——研制歼10战机。
歼10的故事，要从1982年的初春说起。
当时，宋文骢正在贵州的中国航空科研与生产基地，为歼7Ⅲ飞机的试制做技术交底工作，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要他赴北京参加新歼方案论证会。当时传达的信息是，方案已经基本定了，只是叫成都所去几个人，“参谋参谋，完善一下方案”。
1982年2月，新歼研制方案评审论证会在北京召开，成都所宋文骢、成志明、谢品和王子方应邀参会。
让宋文骢有些措手不及的是，会议前的预备会之后，相关领导突然找到他们：“你们有没有方案汇报？”
宋文骢有些诧异：“我们不是只参加方案评审吗？”
领导答道：“这次会议各级单位都很重视，来了这么多专家，你们所组建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毕竟也是战斗机研究所呀！既然来了，机会难得，正式会上，你们把对新歼研制的基本想法谈一谈吧。”
于是鑫配资，宋文骢获得了15分钟的发言时间。谢品从兄弟单位借来了明胶片，几个人连夜从带来的资料里，将鸭式布局飞机的图形、基本数据重要性能曲线摘录下来，谢品还徒手画了新歼方案俯视图和性能表。
宋文骢在传记里回忆道：“国家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，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搞新歼研制，实在是不容易啊！我们要搞，就要搞一架像样的飞机，搞一架能在未来10年或20年都不落后于世界的飞机，我们要从学习模仿的传统思维里跳出来，搞一架真正由中国人自行设计的先进战斗机！”
这一思路，让宋文骢的发言在正式会上获得了热烈的掌声，新歼方案也从“基本定了”变成了“继续论证”。
此后，新歼开启了长达两年的论证。直到1984年2月，在河北涿县桃园宾馆召开的新歼布局方案会议上，成都所的鸭式布局方案被最终确定为新歼方案！它，便是后来缔造空中传奇的歼10飞机。
涿县，桃园，历史往往充满巧合，往事越千年，又一段花落成都的传奇，从这里启航。
1986年7月14日，宋文骢被正式任命为新歼（歼10）总设计师。这一年，他已经56岁了。
当时，也有人问过宋文骢，“年龄不饶人哪，这架飞机能在你手里最终定型吗？”宋文骢笑着答道：“能不能在我手里定型，我说了不算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通过这架飞机的研制，中国一大批现代飞机设计研制的人才肯定会成长起来！”
后来，歼10工程团队培育了大量的年轻人才，他们接过了老一辈航空人手中的接力棒，成为歼20等型号的研制骨干。
如今，已经从事飞机设计工作32年的成都所副总设计师任云松，依然记得研制歼10的那段岁月。任云松常说：“很幸运，1993年大学毕业后一参加工作，我就加入到了歼10团队，参与了研制工作。那个时候条件虽然比建所时好很多，但和现在比仍然很艰苦。严寒酷暑，大家都在没有空调的环境里工作。从歼10开始部装，我就到成飞配合生产，每天早上七点出发，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。这毕竟是我国第一个自主研制的型号，面临着很多问题，也有很多的压力，所以1998年3月23日，歼10首飞成功的时候，我非常激动！尽管后来我经历了更多首飞，但最让我激动的还是那一次！”
歼10立项时确定下了三大目标：研制出适应2000年后作战环境、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新一代飞机；建立第三代飞机研制、专业配套的先进歼击机研制基地；培养一支素质高、技术精、作风硬的航空技术人才队伍。
从歼10系列化及其后续型号的发展来看，这三大目标已经全部实现。
任云松在谈及此事时表示，而除此之外，歼10还有一大贡献，就是为中国战斗机的生产打造了全供应链体系，牵引了国内成品厂、材料、元器件等领域的全面升级进步。
历史不会忘记，成都所在中国战机发展的“危急存亡之秋”，以自立自强之精神，做出了继往开来的重要贡献！
跃升：航空“隆中对”，让中国战机“会当凌绝顶”
远见，是自立自强之眼。来到成都所，最直观的感觉就是，无论是耄耋长者还是青年才俊，大家对“未来”都有着充沛的探索精神。如同诸葛亮未出隆中而早知未来天下大势一样，成都所自建所之初，就非常注重对未来发展的战略探索。
谈及此事，谢品笑称：“现在有句流行语叫“细节决定成败”，我不是很赞成，我认为应该是“方向决定成败，细节决定好坏”。因为方向的失误几乎无法挽回，而细节的失误通过人的努力是可以克服的。在研制歼9时，我们搞出了‘拦射武器系统’，但是这套系统怎么运用，我们并不清楚。所以，我就向所里打了个报告，建议成立“战术性能和远景发展”专业小组，专门研究空中作战和未来型号的发展。
这一建议获得了时任成都所领导班子的支持。当时的副所长谢光回复道：“这项工作很重要，但是也很艰难。要知道，做这项工作意味着隐姓埋名，因为你们研究的是未来二、三十年的装备，因此必须高度保密，等这型装备立项成功了，你们就该去研究下一个项目了……这样的情况你能接受吗？”谢品笑着摆摆手，表示没问题。
这样的小组，其核心工作就是预研。而今，我们已经对“更新一代、研制一代、预研一代”的工作方针耳熟能详，当时的成都所，则已经将这样的作风压实到了基层工作中。
歼9下马后，宋文骢要求战术性能和远景发展小组广开思路进行新方案探讨，支持各种创新想法，要求每年都有几个新歼设计方案，以便必要时选用。这些方案为后来歼10和歼20方案的确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。
预研，是合理的“抢跑”。在视野广开、百花齐放的创新“东风”吹拂下，在预研小组的支持下，成都所的飞机研制事业，堪称芝麻节节高——2011年1月11日，歼20首飞成功。其实，在歼20的预研工作启动时，歼10甚至还没有完成首飞。而著名的歼10C战机，其首飞时间甚至更早于立项时间。进入新世纪后，成都所的这一优势，也自然延伸到了无人机领域。
聂勇刚，2000年进入成都所工作，对此深有感触：“近年来，无人机在军事等领域大放异彩。其实早在1996年，成都所便已经开始了无人机领域的研究，根据当时的作战需求开展论证，并提出了系列解决方案，这也为后来我们一系列无人机型号的涌现奠定了基础。”
创新，是成都所的发展之本、立所之魂。
聂勇刚表示，“在我国军用无人机领域的探索阶段，前几款大型无人机大多都由成都所承担研制任务。作为航空装备的新领域，当时国内没有任何现成的设计、研制经验可以借鉴。我们只能一个一个“石头”去摸，一个一个“坑”去填……没日没夜地干，最终摸索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、一整套全新的大型无人机研发流程。”
自立自强，就是要“蹚”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如任云松所言：“2024年，亮相那一届中国航展的歼20S，作为一款双座机，走的是一条跟传统双座机不一样的路线，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设计的，这也证明了我们的军机研制已经完全脱离了外国军机的‘影子’。”
《隆中对》中，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“三步走”发展战略。歼10、歼20等型号的研制成功，也让成都所实现了“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，再到并驾齐驱甚至创新超越”的重大跨越。今天，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“探索一代、预研一代、研制一代、生产一代”的“四个一代”战略指导下，成都所必将“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”，不断推出更多的国之利剑！
发扬：江山代有才人出，让梦想突破大气层的“小字辈”
青年，是未来，是希望。
成都所一路走来，正因为有着老一辈航空人筚路蓝缕、百折不挠的精神奠基。那么，成都所青年一代航空人能否继承这种精神，继续在“自立自强”之路上奔跑下去呢？
经常和年轻人一起工作的聂勇刚，或许能替我们解答这个问题。“当我们开始探索无人机领域的初期，几个型号总师常常带着一帮年轻人攻关，我当时也是这些年轻人中的一员。事实上，在宋文骢等领导的倡导和带领下，成都所一直非常鼓励年轻人去闯、去干，在经费和政策上都予以支持，很多后来非常成功的型号都是由此而来。”
聂勇刚这样表达现在到未来，航空装备领域创新的难度和重要性：“对于青年航空人来说，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的精神体现在敢于并且能够坚持持续不断地创新上。如果说航空科技像一棵苹果树的话，现在让我们伸手可摘的果子已经越来越少了，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到底去摘苹果树高处的哪颗果子，要怎样搭梯子才能顺利摘到。在前辈的基础上，分析新的需求、研究技术解决途径，不断创新，持之以恒地坚持完成技术突破，最终摘到那颗最甜的‘苹果’。”
至于年轻人还能不能吃苦、肯不肯奋斗，聂勇刚是这样回答的：“我们的无人机团队里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航空事业，我们试验、试飞去的地方大多都是偏僻艰苦的，比如沙漠戈壁，白天热得烫脚，晚上冷得发抖。项目节点紧张的时候，我们在试验室和外场的工作计划都按小时排，24小时连轴转，人员轮休但设备不休，很多人都在试验室、机库打地铺，困了小憩一会，醒了接着干……”
这样的工作场景，充分诠释了什么是无私奉献，什么是热血青春。
在环境的磨砺下，在氛围的感召下，成都所新一代的航空人已经不满足于将探索的脚步停留在大气层内——“昊龙”货运航天飞机的亮相，让成都所向九重云霄之上的太空发起了进军。
从武侯到青羊，这群航空人自立自强的辉煌之路仍在继续，自立自强的辉煌之路必然成功！
我们也相信，自立自强不只是成都所的精神财富，也是几代中国航空人的精神财富，是滋养中国航空工业磅礴奔涌、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，激励着全体航空人在新征程上继续书写强国强军的历史新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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